ICYE給我的禮物：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

 

ICYE給我的禮物：重新思考人生的方向

簡明山。1993/1994。瑞士

 

一趟二十年的旅行  簡明山細細咀嚼至今

 

對於從小就被要求得嬴在起跑點，從此終其一生害怕自己落後、沒有跑在最前面的台灣年輕人來說，永遠沒有時間可以去探索世界，認清自己。就算生命出現了裂縫，往往也選擇咬緊牙關，大步一邁而過。有一群人，懷著不同的原因，參加了為期一年的國際志工服務。這些故事好像是另一部《魔戒》。不同的是這一群勇敢的青年不是要去銷毀魔戒，而是要追尋生命中一段充滿驚奇的旅程，一段可以鍛鍊自己心性、重新看待台灣的旅程。（節自「在另一個世界撿到自己」簡明山的序言。）

 

「這是很好的機會，我從來沒有這樣的妄想，我竟然有機會出國！」簡明山是ICYE第二屆的國際志工。記得當年把ICYE計畫引進台灣的林信堅牧師問我，「想不想出去看看？」我二話不說馬上答應。儘管對當時將近而立之年，有一個三歲多的女兒的簡明山而言，是一項很大的挑戰。他義無反顧，二十年來，讓他細細咀嚼這一年的收穫。

 

＠在瑞士，看見「對人的尊重」

 

在瑞士，簡明山服務的機構是一間以智能障礙者為主的的手工庇護工廠，形式與台灣的庇護性工場相似，簡明山是小組長的小助理，負責產品出廠前的「品管」。雖然，這是一所庇護性工場，但不全以生產為主，是一個以生活為本，工作為輔的機構。

 

在庇護工場服務的這一年，簡明山和工作人員生活在一起，工作在一起。這段期間，讓簡明山看到瑞士政府如何對待身心障礙者，機構如何安排身障者的工作等細節。「異性的智能障礙者是可以同居，可以過伴侶婚姻生活，繳稅、付賬單、財務控管、買賣等生活的瑣事由社工協助處理。白天，智能障礙者到庇護工場上班，晚上再回到自己的家。瑞士政府設有智能障礙者、精神障礙者的婚姻諮商，智能障礙者的『喜歡』、『喜愛』是很快速且直接的，需要社工協助確認兩人有共同生活的意願，遇到吵架不睦時，社工也會介入輔導。」早在二十年前的瑞士，面對關係的開放和接納程度如此包容又多元，給簡明山極大的文化震撼。簡明山深刻體會，瑞士對待身障者的「以人為本、尊嚴為本」的根本態度。「你相信嗎？二十年前，我在瑞士滑過雪！」除了社福制度上的先進，無障礙設施的完善，更是讓簡明山驚喜不已。

 

簡明山坦言，即便是二十年後的台灣，依然不太可能接受如此的狀態，曾經有社福團體，籌設類似的團體家庭供給身心障礙者居住，但依然是男女分宿，不可能接受異性同居，遑論親密關係。實際上，因人際關係、親密關係的缺乏，也是造成身心障礙者就業不穩定、生活不幸福的原因之一。

 

簡明山也談到，瑞士給予身心障礙者的補助津貼方式和台灣有很大的區別，瑞士政府沒有身心障礙手冊制度。」「在瑞士，身心障礙者擁有一組社會安全號碼和帳戶，以身障者和正常人的障礙功能喪失相比，假設相較於一般人，小兒麻痺者的行動能力喪失百分之二十。因百分之二十的不足，瑞士政府每個月將身障補助直接撥付至該國民的帳戶，有了這份補助後，身心障礙者在瑞士境內的付費與一般人無異，搭公車的車票價和一般人相同，停車費也相同，身障者和一般人的消費是完全相同的。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產業和店家，都會將身心障礙者的消費視為與一般人相同，不是被幫助者，也不是被救濟者。」「瑞士的方式對一般店家來說，是沒有什麼損失。而且身障者也是一般顧客，店家的服務態度不佳，下次就不再光顧了。」

 

反觀台灣，表面上身障者憑身心障礙手冊(證明)獲得福利。簡明山以自己為例說，我是小兒麻痺者，小時候搭公車有折扣，每次我舉手攔車，公車不太願意停車，一則搬輪椅或等候身障者上下車，很耽誤時間，二則當時公車司機的薪水是底薪加上載客數，載到票價打折的身心障礙者，公車司機的薪水也打折，因此公車司機不太願意載，常常遇到過站不停的情況。長久以來，透過身心障礙鑑定的折扣補貼，導致外界對身心障礙者產生負面印象，其實，這不是「人性」的問題，而是「制度」導致歧視。

 

＠轉彎：從雕刻到社工

 

國中畢業後，簡明山便進入職場，高中讀高職夜補校、專科讀夜間部，一路半工半讀完成學業。當時普遍的觀念是，「只要願意去工場做代工，就有錢賺，學了一技之長終身不愁，因此也不鼓勵身心障礙者繼續求學。」國中一畢業，簡明山去當了珊瑚彫刻的學徒。雕刻，是一門化腐朽為神奇的藝術，一個其貌不揚的看起來毫無價值的珊瑚，把氧化的外表磨掉，即可取出精華刻成裝飾，再加上彫刻家的名氣，可能因此價值連城。雕刻的基本功是畫畫，從平面到立體，從素材的造型裡找出最適合的物性。因此，工作了一段時間後，簡明山考了美工科「我一邊學彫刻，一邊在夜校學美工打基礎。」因為家境不好，讓年輕的簡明山的腦袋裡一直轉著如何賺大錢的念頭，他想像著可能的未來，「我的師傅找了七個學徒，幫他彫刻賺錢，過了十年二十年，等我出師，也是請七個學徒幫我賺錢。但是這樣能賺多少錢？這樣真的能賺很多錢嗎？」

 

進了高職後，簡明山的腦袋裡又浮出了另一個聲音不停問自己，「要賺多少錢才夠？三千萬，多不多？夠用嗎？要花多少時間存三千萬？賺到三千萬，我要做什麼？讓父母過好生活，讓我自己也能過好生活，買車子買房子過好日子，然後呢？」年輕的簡明山的腦袋瓜又繼續轉著，「我也看過，生活沒那麼富裕，但常常幫助人，自己也過得很快樂的人，賺錢好像也不是唯一讓自己快樂的方式，『錢』好像也沒那麼重要，足夠過日子就好。幫助別人，而且從『心』幫助別人，自己也會很快樂喔～」

 

常常這樣想著想著，簡明山漸漸開始放棄雕刻師傅的人生，大轉彎地興起了念社工的念頭。「如果可以當一名社工，有穩定薪水又可以幫助別人，一舉兩得，太棒了！」高二下學期，簡明山放棄了原本心中的第一志願師大美術系，「我知道，自己不是真心喜歡美術，只是為了賺錢才學了美工。」簡明山考上實踐專科社工科夜間部，繼續白天工作晚上讀書的求學生活。

 

＠在職場，看不清願景

 

簡明山入學那年適逢解嚴，社會力不斷成長發酵，社會氣氛活絡，民間團體如雨後春筍興起，社會議題/社會福利運動也蓬勃發展。在學校實習階段就在社福團接受灌溉吸收養分，專科畢業後，簡明山投入社福運動。當時各地的身障社福團體陸續成立，他透過在社工領域的社區工作方法協助在地成立地方型協會，組織在地人力結合社區資源。

 

在社福領域工作多年，參考了不少從先進國家來的文獻報告，一邊讀著這些資料，簡明山一邊想，「到底怎麼做才是正確的觀念和做法？」前輩們也常說：「一直跟政府要就對了！」

但是，和政府協商的過程，民間團體不停地向政府要「要」資源，政府反過頭問：「我也不曉得怎麼做啊！你們要什麼，我要如何做，我也不知道啊！」

 

殘障福利法的宣示意義大過實質意義。身障者的真實感受是，「我被歧視，我被不公平對待，我的生活過得不好...。根本連無障礙設施的觀念都沒有的當時，身心障礙者的就業環境是不友善的，對身心障礙者的就學限制更是嚴苛的。」這些限制對簡明山有著很深的影響。簡明山談到，「填寫大學志願時，有九十六個科系是我不能填的。不能選填的原因並不是我的能力不行，而是先天條件不足。一點也不公平！」

 

只要體檢不合格，是無法選填特定科系，簡明山細數著，「我不能填師範學校，也就是我沒有資格當老師，原因是當小學老師要站著寫黑板，站一整天你站得住嗎？萬一你跌倒了，怎麼辦？我也不能填外交科系，也就是沒有資格當外交官，原因是外交官需要出國拜訪，拄著兩根拐杖不得體。我也不能填醫學系，也就是我沒有資格當醫生，甚至化學物理等有進實驗室的需求的科系都不能填，原因是站不穩、站不久、體力不夠。」所有的限制都代表著各種深深的歧視。

 

「其實，我不喜歡和人有衝突，我覺得，自己不是走街頭抗爭路線的，而是幕僚型的。」那時，簡明山常想，除了抗爭之外，有沒有更好的方法？有沒有願景？在抗爭之後要走向哪裡去呢？抗爭之後，我能夠獲得怎麼樣的生活？到底有多美好的願景遠景，簡明山一直看不清也找不到...他直問，「難道台灣的社福團體面對不足的現況，唯一的做法只能不停地伸手向政府要資源要補助嗎？只能不停地提需求，卻無法自己想出解決方案嗎？」這時，簡明山的心裡浮出一個想法：「既然這麼多文獻、這麼多國外的報告。都說『國外』多麼好！我想去『國外』看看。」「當時，我的工作遭遇很大的瓶頸。」正好ICYE的機會出現了，簡明山便順理成章地出發了。

 

＠叉路：從台前到幕僚

 

時間過了二十年，台灣的社福環境也緩步改變中。不同於二十年前，社會福利只是單向的「給予」。觀念上的改變很多，以前稱「殘障」，後更名為「身心障礙」，「精神分裂症」也改為「思覺失調症」。無形中的「歧視」已經慢慢減少，這是這二十年來，不斷抗爭修法的結果。

 

2015年的台灣和1993年的瑞士，依然存著差距，儘管相關的福利服務方案到位，但全面性需要再努力，簡明山也為著身心障礙者們持續努力著。經歷瑞士的社會福利的一年洗禮後，「在瑞士，我看到無障礙設施如何被建置，我也看到身心障礙者如何被對待，我看到了瑞士和台灣之間的差距，因此，我也看到了『方向』和『願景』，秉持著藍圖，我可以更具體地向政府提出『需求』並提供可能的「解決之道」。當時，我和政府合作了許多無障礙環境的推廣計畫、庇護工場的建置等，把理念發展成具體的計畫。」簡明山深刻感受了當地的社會福利的樣貌。「我漸漸離開了原本的路線，到了脊髓損傷的社福團體擔任秘書長。」花了三年半的時間，簡明山把在瑞士看到的理念，扎扎實實地實踐了一番，從與政府合作到催生法案等願景都實驗了一回。

 

從瑞士回到台灣之後，簡明山和夥伴們的想法也開始有些不同。「和抗爭型的前輩們漸行漸遠...」這個「脫離」的過程，簡明山坦言，「很痛苦！如果跟著前輩的腳步走，前輩們把我當成台灣社福運動的第二代栽培，同時期的同伴如今都在立法院或在政治上嶄露頭角。但，
路不一定要這樣走，也就放棄了走往台上的機會。過了這麼多年，回頭看當時的機會，也不遺憾。」簡明山想，站在台前有甚麼樣的缺點，不可能光靠一個政治人物就能做事，必須和人合縱連橫，但，利益交換的過程太複雜了，我不需要那樣的生活，我也不需要那麼多的金錢和名聲。

 

「社會運動者需要肯定過去的進步，才看得到未來需要改善的地方。政府也需要被鼓勵，適度地與政府合作，不是一味地對抗或否定對方的努力。」簡明山回想自己的角色轉變，從求學時期和抗爭的夥伴一起工作，之後在民間組織和政府部門合作，現在則是擁有政府資源，與民間團體合作。其中的改變和銜接，簡明山歸功於ICYE的志工服務。在瑞士這一年，「透過觀摩學習的過程，讓我看到這麼多，也讓我有深刻的反省。」是簡明山的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轉捩點。

 

「我想起，每天必經之路上的一棵樹，從枝繁葉茂到枯枝落葉，我知道，半年過去了，等新葉再冒出，我就要回家了。那一年是很純粹很沉靜的一年，儘管我有工作也結了婚，但在瑞士沒有壓力、沒有包袱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因為安靜地好好生活，很真誠地面對自己、面對生活，自然就會有些改變。」回台之前，簡明山拄了兩隻拐杖背著十五公斤的行李，在接待家庭的協助下，從瑞士、德國、荷蘭到奧地利走了一圈，充了飽飽的電。儘管回到台灣之後，又開始了汲汲營營的日子，想起那時的生活滋味，簡明山仍是回味無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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